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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越激进与保守

新近出版的《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》(钱锁桥/编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1年9月),收录本世纪以来研究林语堂的论文十多篇。不仅林语堂作为研究对象是跨文化的,该书的不同作者也是跨文化的。有中国本土学者,亦有港台学者,还有若干学者为美籍白人教授。看来对林语堂的研究正逐步成为一种跨国学术现象。东西作者从东西文化的语言、文学、文化、宗教、政治等角度切入,深度解读林语堂。该书编者有志于在二十世纪两个知识分子亦即胡适鲁迅之外,架构一个鼎足而三的现代性思想文化格局。这个“第三者”就是林语堂。这本书的出版,加上两年前编者问世的《林语堂传》,一传一论,当能推动林氏研究往这个方向发展。

胡适与鲁迅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格局。他们同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,并且同是这个运动的领袖。更重要的是,这两位文化先驱虽然五四时期略属同调;但,两人的思想质地毕竟不同。走出五四之后,胡鲁形同陌路,阔如参商。鉴于他们的地位、影响和不同价值取向,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性。鲁迅从五四直至以后,代表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现代性(从文化到政治)。胡适五四时相对激进,五四后又相对保守,越往后则越来越右,不仅在文化上,尤其是在政治上。如果不作价值评判,我们几乎可以说,胡鲁的方向就是二十世纪文化与政治的方向。

在这样一种文化格局中,我们如何审视林语堂。激进与保守乃是根据西方文化而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。五四新文化以北大创办的《新青年》为主要阵地,胡适鲁迅更加上创办者陈独秀同领五四激进主义的风骚。其时林语堂至少因为年龄的原因——他1916年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,年方二十一;尽管在《新青年》发过两篇文字,但不可能像胡鲁陈那样得风气之先、享盛名之誉。这也就注定了他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地位。林语堂虽然发稿《新青年》,却未曾习染该杂志的激进主义倾向。正如周质评教授的征引:“文学革命”并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革命。在社会和文化方面,它也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。它代表一种“激进主义”的情绪——对过去的反叛。我特地用“激进主义”来形容它,因为五四运动直接导向今日中国的左倾情势——这是林语堂后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演。

那么,林语堂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吗,亦非。保守主义是一个被动概念,没有激进就无所谓保守。不过它也是一种现代性。比喻地说,现代性是个“雅努斯”,它有两张面孔:一张朝前,一张朝后。五四新文化消歇之际,或曰它从文化杂志转向政治杂志之时,一份朝后看的文化保守主义杂志1921年问世,那就是南京东南大学的《学衡》。有意思的是,主持学衡的知识人如梅光迪、吴宓等都曾留学哈佛,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白璧德的学生。学衡创办时,正值林语堂负笈哈佛,就学白璧德,甚至与吴宓同过一条板凳。但,林语堂哪怕1924年回国之后,亦未与学衡同道,甚至不被吴宓等视为同门。他们的老师白璧德以旧学抵制新学。白氏新人文即新古典,它的指向是古希腊。如果激进主义彻底反叛旧学有问题,保守主义一味以旧学否定新学也未必没有问题。所以即使在白璧德的课上,林语堂的表现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(以致该书一位美国学者不惜用夸张的语句说林语堂“在哈佛‘揭竿而起’”)。学衡同仁得白氏真传,对其师亦步亦趋。亦以旧学横扫新学,试复兴孔孟儒学以弥补新文化造成的文化断裂。林语堂显然不是这个路径。虽亲近古典,但他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并不抵制。

也许这正是林语堂在二十世纪的文化意义。他不是五四中人,更多是后五四一代。正因为没有完全卷入五四狂澜,所以在五四之后,能够成为一个跨越激进与保守的文化人。一味的激进和一味的保守,势必导向文化上的一元。文化发展关键在于不同文化之间或新旧之间的彼此互渗、各自发展,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多元。该书“引言”的题目:“作为跨文化批评家的林语堂”,这是对林氏一个恰到好处的定位。不激进不保守,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,两间一卒,中道而行,其立足点就是批评。他曾自撰一副对联:两脚踏中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。一踏一评,关键是评。这个评就是批评。如果批是分析,评即判断与评论。对中西文化而言,除了一味肯否,还有什么比批与评更合适的文化态度呢。是之谓激进与保守之外的“第三种”态度。

林语堂出身福建漳州乡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。祖母和父亲都是基督徒,父亲还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,从小在家接受的就是基督教教育。中学和大学又都是教会学校,尤其上海圣约翰大学全程是用英语教学;因此林有一个他同时代学人无法相比的英语和西方文化基础(相反,中国传统文化倒是他自己后来的恶补)。所以,1935年林语堂赴美之后,能用娴熟的英语为美国人写出那么多批评中国文化的书(《吾国与吾民》《生活的艺术》《孔子的智慧》《老子的智慧》《中国的生活》……)。他无疑使他在美国读者眼里成了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。林语堂自己也认为“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,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”。

不妨略窥林语堂在讲两种文化时的批评实践。“在美国阐释中国和中国人”是该书第四章。这是一个比较:在五四激进主义那里,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,“须一律扫除”,否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因为胡适陈独秀认为“旧文学,旧政治,旧伦理,本是一家眷属,固不得去此而取彼”。林语堂不然,他对传统文化抱有深切的“同情之理解”。在他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,儒道两家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不同智慧。由于他的求学是从西学开始,因此他说:“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,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。”当然,出于个人心性,正如书中一位白人教授所指:林语堂在儒道之间的评论“重道轻儒”。如果可以进一步,林语堂更推崇的是古典文化中的晚明传统,如公安派的袁氏兄弟、金圣叹,以至后来的李渔等。这路文人走的是性灵一路,而林氏认为“性灵就是自我”。对个体自我的强调,显然更多来自“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”。

当林语堂踏足西洋文化时,书中有一篇文字专门讨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。林自承“我是美国传教士的产儿”,不仅出身于长老会牧师家庭,后来在圣约翰首先读的又是神学院,准备以后做牧师。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熟悉莫过于基督教,对基督教的熟悉莫过于加尔文主义。正因为如此,加尔文宗的弊端他看得清清楚楚。虽然登记受洗皈依,但对加尔文的批评不遑多让,且切中肯綮。如批评加尔文关于人的全然败坏、预定论、拜偶像等,都是逐点剖析,而非简单推断。由于加尔文是一个冷峻的绝对主义的神权专制者,其语言也带有绝对化的色彩。林语堂针对性地指出:我对于任何坚持一种“全然”这样,“无条件”那样,及“不可抵抗的”某些东西的人,有一种直觉的不信任……佛祖曾对他的弟子断言:“不仁慈的教训不会是佛的真教训”。善哉斯言,这又是来自东方文化的评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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