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的位置  都市生活  楼市

从人痘到牛痘

康熙皇帝脸上有密密麻麻的深色斑点,那是他小时候罹患天花的后遗症。在康熙早年的画像上,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麻子;遗憾的是,这种更接近写实的画风在康熙晚年消弭不见了。

康熙幼年时侥幸从天花的魔爪中逃脱,代价是面庞上终身留有丑陋的伤疤。由此获得的免疫力是他成为皇位继承人的重要原因。

他的父亲顺治皇帝也曾感染天花,但没有获得幸运之神的眷顾。顺治24岁死于天花,这在皇室中并不稀奇,他的胞弟豫亲王多铎也在36岁的时候被天花夺命。

按照清代医家俞茂鲲《痘科金镜赋集解》中的说法,“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,宁国府太平县,姓氏失考,得之异人丹徒之家,由此蔓延天下。”隆庆年间(1567-1572)有了人痘疫苗,但它显然并没有很快“蔓延天下”,所以100年后康熙出生时,皇室还没有被人痘所普及。

凭借自身免疫力从天花中康复的康熙,要到自己登基并生了21个子女之后,才第一次得知人痘的医术。那是康熙十七年(公元1678年),皇太子胤礽四周岁,不幸被传染了天花。康熙网罗天下名医,其中武昌府通判傅为格也被召入宫施诊。胤礽最终获愈,康熙认为是傅为格之功。凭此因缘,傅为格将种痘医术普及到了皇宫。

发端于中国的人痘,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款预防传染病疫苗。康熙将傅为格延揽入宫,开始建立机制,太医院专门设立痘医,给皇子皇孙种痘。流风所及,很多京城高官与旗人子弟,也相率种痘,以抵抗杀人无算的天花病毒。

人痘种植术大大降低了天花患者的死亡率,但仍不能做到万无一失。最著名的是同治皇帝,虽年幼时种痘,但19岁时仍感染了天花,最终不治身亡。

同治皇帝出生前一个甲子,1796年,西方其实已经有了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技术。英国医生爱德华·詹纳意外发现挤牛奶的女工得了牛痘后不会再患天花,于是开始给孩童接种牛痘浆液。事实证明,这是比人痘更为安全有效的预防天花措施。

不过,60年后,同治降生时,牛痘并没有传入清室。太医院的痘医们仍以传统方法给同治施种人痘。不确定是哪个程序出了问题,同治体内针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并没有被充分激活。一直到清朝覆亡,人痘仍主导着皇室太医院。

牛痘在中国取代人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对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而言,天花疫苗(无论人痘还是牛痘)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,他们以各种理由表达着抗拒,没有几代人的时间达不成认知的转变。但如果放入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,痘苗的普及又是非常迅速的,只不过牛痘在普及的过程中一直接受着中国化的医学理论改造。

在任何意义上,天花疫苗都算是人类抗疫里程碑式的胜利。1961年,中国最后一个天花病毒患者胡小发出院;全球范围内,1977年以来再没有出现过天花病例。1980年,世界卫生组织宣布,天花已经被彻底消灭。这是人类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根除的传染病。

疫苗医学革命,大大改善了人类自身的处境。时至今日,虽然各种疫苗仍有不尽人意之处,但在各种瘟疫袭来之际,它们仍构成保护我们健康与生命的第一道屏障。

康熙晚年给诸皇子庭训的时候,说了下面一段话:“国初人多畏出痘,至朕得种痘方,诸子女及尔等子女,皆以种痘得无恙。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,俱命种痘;凡所种皆得善愈。尝记初种时,年老人尚以为怪,联坚意为之,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,岂偶然耶?”

这应该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成就。满族皇室成员一直受天花威胁,真正让这种局面得以改观的就是康熙,他将种痘从皇室推广到“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”,所谓“全此千万人之生者”。

当这段话出现在雍正《庭训格言》中时,前来北京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也对外传播了中国的人痘术。这其中包括耶稣会士殷弘绪在1726年(雍正四年)给神父杜赫德的信件,其中提到,把1-7岁痘疹稀疏且无恶疾孩子身上脱落的干痂,收集晒干,放入接种者的鼻孔中,接种者会发烧并生出痘疹……生出痘疹的接种者,如果没有因感染天花病毒而死亡,就会由此产生免疫力。但接种者并不能保证痊愈,仍有大约2%的死亡率。这个比例并不低,它影响了人们接种人痘的热情。现在我们知道,天花自然感染的死亡率为30%,但并不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感染天花,所以事实上个体死于天花的概率要远低于30%。

人痘术的成功率远不如牛痘术,除了因种痘导致死亡外,还可能种痘未出而无法获得免疫力。所以虽然有中国最出色的医师,但在康熙之后,清皇室子女仍多有死于天花的案例,其中仅道光帝就有三女儿和七女儿,分别在11岁和5岁时发痘身亡。

人痘施种,还有可能扩散人体内的传染病。所以一直到20世纪末,中国民间种痘比例其实非常低。

而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·詹纳,从挤奶女工处获得的灵感,最终得到验证。作为医学史上值得铭记的年份,1796年,詹纳成功在多人身上用牛痘脓疱激活了免疫力,在这之后天花病毒真的就对他们束手无策了。

在19世纪初,西方国家就开始大范围接种牛痘疫苗。嘉庆年间(1821年之前),牛痘术亦传至中国,最早是进入广东,但甚难普及,包括皇室亦未有接种的记载,在这之后,同治皇帝于19岁时死于天花。

1876年5月29日,上海《申报》一篇题为《论中国崇尚西法》的文章,分析了牛痘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。该文称,西医确实有好于中医的地方,只是华人每每听信无稽之言,相信“洋人欲取人身体器官”、“西药有损无益”这些说法。所以虽然洋人广设医局,但华人很少敢去就医。如果是没有见到药效不敢轻试,倒还属慎药谨疾,可以理解;但种牛痘一事,嘉庆年间广东业已试行,皆有效验,及通商而后各海疆均已通行,华人前往种痘者都有益无损,今已十多年,而离海疆数十里之地,仍无人相信。所以虽设局代种牛痘,不取分文,而前往施种者仍寥寥无几,大家仍都愿种中国之痘。

进入1870年代,中国沿海很多有识之士,已经认识到牛痘的优越性。但牛痘局的设立,普遍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。浙江一个叫程憩亭的作者撰文称,他所在县邑,自戊午年(1758年)为保全婴孩起见,设立牛痘局,每年春天请医施种,每年有四五百小孩获益。他的两个女儿,因种了牛痘,至今健康无虞。不料壬申年(1872年)春,“有种鼻苗(人痘)之医生,因生意日微,造言朦禀,称牛痘种后复出,地方上无人信从,请即撤局云云。于是局即撤去。”到了1875年冬,天花盛行,“鼻苗所种者十夭三四”。因无牛痘局,程的儿子也不幸感染天花死去。

程憩亭所谓的“鼻苗所种者十夭三四”,未必是一个客观的描述,但它揭示出传统社会面临传染病侵袭时的一个真相:即便有了人痘防疫方法,仍死亡者众。可以想见,在人痘术之前,面对天花肆虐,人类几无招架之功。

美国东斯塔劳斯堡大学微生物学教授约书亚·S·卢米斯在《传染病与人类历史: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》一书中说,天花致死总人数超过10亿人,仅在20世纪,它就夺走了3-5亿人的生命。而那些从天花中幸存的人,约有1/3永久失明,3/4的人脸上和四肢有明显的伤疤。这种疾病对5岁以下儿童的伤害性尤其大,在一些地方死亡率高达95%。天花在第一次暴发时会造成大量人口死亡,然后会作为一种地方病永久存活,每年会固定导致大约30%的新感染者死亡,日复一年。

天花也因此成为文人笔下常见的情节。如沈从文在小说《泥涂》中描述的那个长江中部市镇贫困街区民众的悲惨生活,其背景幕正是天花瘟疫流行。在沈从文笔下,面对无法治愈的瘟疫,更多人寻求的是超验的解决方案。或是盼望刮风,将这种从地狱带来的病和那些散播天花小鬼,都刮了去;或者到药王宫去求神。《泥涂》中药王宫内供奉的是何路神仙,我们不得而知。很可能其中有一尊是天花娘娘。这个已在华夏大地绝迹数十年的神祇,在沈从文成长的年代,曾是传统中国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1936年6月23日,西医季步峰在上海《申报》发表《农村卫生工作困难原因与补救方法》,其中提到包括祭拜天花娘娘在内的民俗,对防疫有害无益:“农民深信迷信,一切灾难皆是听天由命。要种牛痘,供起天花娘娘来设坛,患了病拜在神前来求愈。”当时各种关于农村卫生的调查报道,不断提及巫神信仰对防疫的影响。

除了跪拜天花娘娘,巫术入侵传统医学领域,还有其他各种表现形式。传统中国医学分为十三科,其中第十三科名为“祝由”,这是一种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。

鲁迅在《我的种痘》一文中,回忆小时候的上海,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。一样是得了天花后请个医生,拜拜菩萨,死掉的虽然多,但活的也有。另外两样,则是中国古法的人痘术和从西洋传过来的“牛痘”了。

这样的分类有简化之嫌,因为在相当长时间内,中国人即便在用后两种方式种痘的时候,也是结合着第一种求神拜佛的方式一起展开的。

上海《申报》1874年12月29日刊发署名文章《论牛痘》,其中提到:中国人种痘时的表现和患天花一致,一边设坛祀神一边延医服药,慎饮食同时谨起居,戒风寒、恶污,不能看黄色图画,晚上更不能有性生活,如此达半月之久,才算一个疗程结束。

这个说法和《红楼梦》的描述一致。当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儿得了天花后,医生开出的方子是:“预备桑虫猪尾要紧”,“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,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,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,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。”这显示出18世纪中国上流社会对天花的应对之策:拜神(供奉痘疹娘娘)、避免五行冲犯(忌煎炒等物)、无性生活(隔房)、冲喜(大红尺头裁衣)以及中药治疗(完全无效的桑虫猪尾)。

从清末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出,“延医设坛种痘”几乎成为一个固定词组,它意味着一个传统医师要同时兼具两种职能:一面设坛拜神,一面种痘。

王完白曾在《种痘新说》中,提到旧俗关于种痘的七条禁忌,包括忌五行冲犯、忌穿孝服之人入室、忌每月之十一、十五受种等。他批评了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说法。从这些禁忌中,亦可看出西医进入中国后,被传统医学所改造的样貌。

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清末第一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《申报》,既有呼吁种痘的报道,又有各种伪科学“种痘神方”的推广。以1900年5月30日为例,该报刊有《小孩月内种痘神方》一文,称用金银花一钱、红花一钱、桃仁一钱、荆芥穗一钱、生地黄二钱、当归二钱、生甘草五分、赤芍药二钱,以河水两茶盃煎至一酒盃。再取种痘的小孩脐带约二三寸,放瓦上焙干(忌用煤火),研末调入药内。令小孩分数次服完,即可保不得天花。此药方必须在产后18日内服用,过了18日即无效果。

很显然,这个药方和“种痘”全无关系。人痘亦或牛痘,都是通过感染危害较小的的病毒,产生抗体,从而获得针对天花的免疫力。金银花等等并不具有这些功能。药方中对水(需要河水)、火(忌用煤火)和焙干工具(必须是瓦)的要求,以及产后18日的时间限定,都带有深深的祝由色彩。

该文还要求每年必须观察天象,如果除夕和正月初一晚上天气晴朗,则无论传统的人痘还是西来的牛痘,都无妨害;如果天气不好,则这一年不要种痘。不过,如果是服用上文所述的金银花药方,则无论什么天气均可。

《申报》可以说聚集了当时最具中西融通意识的知识分子,在1900年尚且能刊发如此不着边际的文章,民间社会对种痘的普遍认知更等而下之了。

不过,虽然巫医并未因种痘术而绝迹,但确乎也受到了影响。尤其是传自西方的牛痘术,并没有中医所要求各种祝由仪式,包括男左女右、忌口等被中国人视为普世真理的内容,都被解构殆尽,更不要说设坛扶乩和跳大神这种治病方式了。

所以清末广泛流传一种说法,认为牛痘术不如人痘术,其理由为:种牛痘的小孩天花毒物不能尽泄。中国传统的人痘术,痘痂经由鼻孔流贯全身,会让毒物泄尽;而牛痘仅种于臂膀上,尚不能排泄四肢的毒性,更不要说五脏六腑之毒了。

1875年1月2日《申报》的一篇文章,认为类似的谣言是“巫医”在背后散播,这导致了很多中国人对牛痘的排斥。

牛痘传入中国后,先在沿海港口流传开来,然后再慢慢进入内地。

牛痘作为一种外来疗法,能获得中国人信任,颇不容易。最初少数的接种者,从经验上感受到了牛痘所导致的强存活率,而后口耳相传,而更重要的推动因素在地方长官自上而下的普及行动。

当时普遍的做法是由地方长官和社会贤达发起,在当地繁华场所设立牛痘局,每年春季时分集中给众人种痘。

以上海为例,海关监督应敏斋在地方长官冯竹如的建议下,于1868年在豫园铁锚厅首设牛痘局。在此之前,虽有西医局和部分华人医生已开始给民众施种牛痘,但谈不上有太大影响。统计数据显示,豫园牛痘局设立之初,每年前来种痘者不及2000人,而后日增,到1875年每年种痘者已有将近4000人。

因种痘常集中在春季数日之内,在上海豫园,每到种痘时节,随着城乡妇女领着孩子前来种痘的越来越多,竟吸引了盗贼的注意,偷抢事件频发。到了1880年,地方长官需要派两名护勇前往种痘局附近弹压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牛痘术在上海的受欢迎程度。

相较于沿海城市,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对种痘术的推广则要差得多。当时存在一种混乱的认知局面,一方面民间很多人并不相信来自西方的医术,另一方面却有传统中医打着西医的旗号招摇撞骗,竟也赚得瓢满钵满。

1881年,江西南昌天花盛行。据当时媒体报道,很多民众并不相信官方设立于百花洲的牛痘局,反而对各种“庸医”趋之若鹜,有的庸医“眩奇矜异故,取天花痘浆为人割种,且布散谣言,谓此乃真得之外洋者。”

另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是,这一年,在太原施种牛痘的人,次年“十殇其八”。《申报》的报道称,太原牛痘局竟然用牛奶取代牛痘浆,为民众施种。这种情况似乎并不少见。1882年,济南牛痘局也被曝出用牛奶取代牛痘施种的现象,导致次年天花流行时“孩之夭死者无数”。

施种牛痘是否收费,因地而异。一般而言,传统医师私下行医种痘,收费;而政府与社会贤达设立的种痘局,则免费施种,有时为了鼓励大家种痘,还赠送礼品。但因种痘局最多每个县市只有一处,且有种痘时间限制,故给个体行医者留下了空间。

如上所述,各地种痘局尚有用牛奶取代牛痘浆等恶性行为,更不要说在传统医学影响下的个体行医者了。因中医施种牛痘的种种乱局,1905年4月,上海租界工部局还曾致函公廨委员,要求一律驱逐向居家小孩施种牛痘的中医。

进入民国以后,各地逐渐开始强制性要求公共场所经营者种痘。发生在1914年上海的一个案例是,在密勒路968号经营水果店的广东人李华,因店内不洁及孩子不种牛痘,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传讯,罚款一元大洋,并限两礼拜内提供小孩不种牛痘的正当理由,如不能提供,即将水果店执照吊销。

牛痘的普及,仍然是艰巨工作。上海乃至江苏可能是全中国普及牛痘最好的地方,但从1918年6月14日上海青浦县议员卫家寿的一篇呈文可知,即便在上海郊县,绝大部分人仍拒种牛痘。按照卫家寿议员的估计,人痘的死亡率大概在4%,而在江苏全境,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改种牛痘。

从沿海至内地,牛痘的普及呈下降趋势。1914年4月6日,抱一在《长江下游总观察》一文中提到,沿江一带天花盛行,从安徽安庆到江西湖口,概莫能外,患者十死六七。其中江西九江某女校,半月之间死了约200名学生。这和牛痘未能深入人心有关。“有劝种牛痘而莫肯种者,亦有无人能种牛痘者。人孰不爱其子女,乃捐此无谓之生,则无知识之故也,无教育之故也!”抱一慨叹说。

沿江的安庆和九江,在当时中国属相对开化之地,接受教育的学生尚且如此,更为闭塞的内地乡镇,就可想而知了。

可与九江相对比的是1921年上海周边的天花流行,媒体报道称,因牛痘较为普及,很快疫情就平息了下来。上海走在了普及牛痘的前沿。

因统计数据缺失,我们很难知晓每年死于天花的民众的准确数字。1929年12月,上海市卫生局在第四届卫生运动告市民书中有一个估计:“每年由于天花而死亡的,全国至少说有百万人,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。”

随着牛痘在全国范围的逐步普及,天花每年的致死率也渐渐降了下来。但牛痘遭遇的中国化改造,仍难以消除。以至于一直到了1947年2月28日,上海《申报》还要刊文反复强调:“种了牛痘之后要不要吃发的东西?在民间往往有一种习惯,在种了牛痘之后给予一种所谓’发’的东西,希望牛痘可以早点发出来。其实这是多余的……”“发物”的信仰,和200多年前影响耶稣会士殷弘绪的“驱邪的煎药”一样,是传统医学中根深蒂固的基础。当清廷因康熙皇帝的重视,而普及人痘技术时,他们在在圆明园五福堂设立了一个封闭性的种痘护理所,而与密室相邻的,却是供奉天仙娘娘、痘疹娘娘、眼光娘娘、药王等神祇的庙宇。

即便是那些最具创新也最能接受外来事物的人,也不能避免传统的影响。1839年,曾国藩的家乡天花盛行,他11岁的弟弟曾国葆被感染,但侥幸痊愈。他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、小妹曾满妹及长子曾桢第都接种了人痘,结果小妹和长子均因此身亡,只九弟幸存下来,获得免疫。

三年后,曾国藩得知比人痘更好的牛痘术后,开始在亲族间大力推广。不过,他的次子曾纪鸿因故没有接种牛痘,后感染天花。焦虑的曾国藩为此择净室敬奉痘神,亲自沐浴拈香行礼。在曾纪鸿留下一张麻子脸生还后,曾国藩专门作祭文,以金陵之俗礼送痘神,并拿出两千金修痘神庙,“保金陵城内男女永无痘灾”。

在这里,现代医科技与传统神灵信仰并不违和,它们充满张力地共生在一起。

学生会长的忠告3 http://www.xinzhiliao.com/sj/chunji/18597.html
免责声明: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,并不代表本站观点,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。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,请告知,本站将立刻处理。联系QQ:1640731186